工程项目部的会议一下子变多，包工头、生产组长纷纷到场，每人攥着一张安全生产的宣传单，被要求天天去工地巡逻。“动火作业，一定要严查严抓。”领导反复叮嘱，“不能发生任何消防安全事故！”一旁的幻灯片上，播放着香港大埔火灾的照片——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一栋31层高的居民楼在维修工程中着火，火势蔓延至同小区7座高楼，最终造成至少159人遇难。

  刘煜叹息，这场高层建筑的大火，正在行业内引发震动。事发一周后，各类检查、整治也在内地的城市悄然展开。

  一方面，普通人感到忧虑：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的高层建筑总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的高层住宅有102.3万栋。随着这些高楼逐渐老化、进入改造期，它们是否同样面临火灾的威胁？

  另一方面，建筑、消防领域的从业者目睹了一次次相似的事故。“城市越大、建设越快，总会有新的风险冒出来。”一位应急管理专家感慨，要打破悲剧的重演，一时的整改、补救并不足够。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思索——

  在长远的城市治理中，如何为生活在老旧高层住宅里的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常态的安全管理，“不在相似的问题上，犯下重复的错”。

  2021年，他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在建筑公司里当安全管理员。老师傅时常聊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商品房市场兴盛，大量的高层项目开始涌现。那时工期要快，“混凝土的凝固都得追求速度”；成本控制严，在守住安全的红线上，“墙壁、地板能薄几公分就薄几公分”。

  谁知他入行后，许多高楼的新建项目被陆续叫停，取而代之的，是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这些工程多由政府或城投单位牵头，以招投标的形式，承包给中标的建设公司施工。

  “它们的消防安全比新建项目难管。”刘煜见到，雨棚、钢柱等老旧部件的拆除需要电焊切割，不时产生火花，外墙的翻新则会涉及到焊接、涂料、烘烤等高空动火作业。一旦火星触碰可燃材料，便为火灾事故埋下隐患。

  施工材料的阻燃性能必须层层把关，但检查以抽测的形式进行。公司会把防护网供应商寄来的每批样品送到专业机构，出具一份检测报告。拉进施工现场时，工程公司还得和项目牵头的代表一起挑出部分防护网现场引燃，再出一份验收报告。

  这样一来，“如果不存在偷工减料、监管不力的情况，防护网的阻燃性基本能获得保证。”刘煜补充说，住建部已明令禁用竹质脚手架，现在普遍采用的钢质脚手架不易燃烧。

  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曾在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工作。他指出，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建筑外墙保温材料，直至2009年才有了防火性能的分级标准：按燃烧性能分为B3（易燃）、B2（可燃）、B1（难燃）、A（不燃）四个等级。

  2010年后，随着《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文件的出台，高层民用建筑外墙被明确禁止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然而规定落地前，大量的高层住宅早已建成。韩新指出，这些建筑所采用的部分易燃、可燃保温材料，虽然表面覆盖抹灰保护层、混凝土，但经年累月，保护层容易开裂、脱落，导致原本隐蔽的材料外露。

  “往往（材料）保温性能越好、耐火性能越差。两者兼备，价格会大面积上涨，对施工的工艺技术要求也更高。”韩新苦笑。

  他回忆，2010年年底，业内算过一笔账，如果在全国房屋旧改的过程中，将房屋的保温材料从B1级（难燃）提升到A级（不燃），每平方米要额外增加50元的成本，全国旧改仅保温材料一项，就要增加超过500亿元的预算，“另外的地方就没钱了。”

  何况，“阻燃材料不能完全保证火势不会蔓延。”刘煜见过，焊接作业时火花密集，“如果大量的火星喷溅，哪怕有材料的隔绝，也会引起火灾。”

  “动火必须在严格的管控下进行。”韩新强调，高空作业加上老旧建筑的先天隐患，对改造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筑工地要开具动火作业的票据，明确规定动火范围、具体防火措施：作业和建筑墙面要保持五米以上距离、动火在两米以上的高度要有接火盆兜住火星、动火位置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不能有易燃物、放好灭火器……

  刘煜的项目里一共有五到六名安全管理员，碰到动火作业，就得有人在票据上签字，去现场监督。

  从业十年的安全员杜超目睹，行业内把建筑设计企业叫作总包，总包往往会把工程的所有的环节分包给不同的劳务公司，也就是班组。一个七八亿元的大工程，劳务班组可多达20个，同一时间有三到五个班组出现在施工现场，巡检的安全管理员却只有三四个。

  杜超叹了口气，自己刚刚对工人进行完安全培训，要去工地旁的吸烟点抽烟。没过多久，项目经理就给工人发了烟，一些人直接蹲在脚手架下面抽了起来。

  对方辩驳，“你看，管理头儿也在抽呀。”杜宇只得去找项目管理人员，反复请求他们支持工作。

  刘煜很无奈，一些年纪大的工人改不了习惯。他的工地规定，发现一支烟头要罚50元，现场被抓住违规吸烟就是500元的罚款。然而这笔钱通常由包工头承担。他听见过工人们议论，“不会被发现的”，“被看到也是口头教育”，轮到自己头上，最多也就罚几十元钱。

  杜超在巡检时发现，有电焊工人没有持证上岗。这本是一条安全生产的强制规定。一旦安全员发现有动火的工人没有证件，作业必须立刻停止。

  杜超只得去找项目经理商量，对方却为难地说，工期是一天也不能推迟的，还有一两周就得交付，完不成便面临罚款。“一些公共建筑的大工程，哪怕工期的推迟不到一周，罚款也要百万（元）。”杜超说道。

  他觉得委屈，自己明明有叫停的权力，依规定，如果有项目经理不支持工作，安全员可以向企业的管理部门、政府的监管单位报告。

  “用了权力，工作基本也就毁了。”杜超指出，安全员的绩效目前都由项目经理考核，他只能尽到上报隐患的责任。

  他补充，一些大的改造工程，会有牵头单位聘请的监理驻场，还会有住建部门的监管人员定期巡检，发现没有持证上岗的动火人员，属于重大事故隐患，需要立刻停工罚款。不过，“（巡检）一般都在安全生产月和重大的节假日期间。”

  “局部改造的项目，就很少有这些监督。”工程从业者江乔表示，百万元以下的改造项目往往由街道属地管理，个别小的建筑设计企业甚至不会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

  他早已有过教训。有一回在他负责的工地，工人在进行动火作业时，易燃材料和动火点离得很近，不小心被点着。工人立即拿来灭火器拯救，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效果。“烧起来的黑烟很快惊动了全区。”江乔感慨，幸好损失的是四百元材料，有关部门只是进行了批评教育。

  事后他查看回放，原来监督稍有松懈，起初只是一点火星，不到30秒，一场火灾就此引发。

  香港大火后不久，曾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向韩新提出困惑，在国内，高层建筑的灭火是不是真的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修缮时的高层建筑，外围被脚手架和防护网紧紧密封，整栋高楼仿佛一条巨大的烟囱，高度越高，内部形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强，火灾产生的浓烟会被从底部快速抽至顶部，短短几分钟内，大火能蔓延至高楼各个区域。

  韩新提及，尤其是部分高楼建筑装修有中庭，其中设置了电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分析，“像香港大火的建筑中庭就有三部电梯，中空的电梯井形成了一个从下而上的通道，从而引发了二次烟囱效应，火烧得更旺了。”

  韩新很无奈，一旦火势全面扩散，传统救援方案往往难以奏效。“我们常规制定的消防预案，多是针对高层建筑内部引发的火灾。”韩新说道，只有将火势控制在既定的“防火分区”内，才能精准部署消防力量，实现高效救援。

  上海新时代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孙建平长期关注老旧高楼的风险。他指出，高层建筑又分为大厦（办公楼、酒店等）和住宅。按着建筑设计与消防规定，高层大厦里的房间与公共区域一定得安装自动喷淋系统，在火情发生后喷洒水雾，但多数高层住宅并没安装自动喷淋，仅仅有消防栓。

  同样根据相关规范，只有百米以上的建筑，才必须在每50米的高度设置一个避难层。“也就是高层居民的诺亚方舟。”韩新说，每个高层居民在这里能有至少一平方米的面积避险，暂时不可能会受到火势的直接冲击，等待消防人员的抵达。

  他和孙建平观察到，在一些过去的火灾事故中，很多居民缺少自救的意识。部分火灾事故的调查显示，一些低层居民就在原地等着消防队的到来，还有居民听到火警警报之后，仍然聚在一起打麻将。

  高层建筑在验收时，虽然配备有消防车的登高操作场地，且建筑之间至少相隔13米，保障消防车辆作业，但“现在的消防云梯车辆普遍只能达到55米到60米的高度”。韩新说，其中不止是造价的问题，更多时候云梯要爬得够高，车辆也就越重，占地面积随之增加。建筑区没有很好的方法为它开辟一块更大的地方。“消防车进得来、停不下”。

  孙建平补充，目前在个别超大城市，会备有一到两部一百多米的消防云梯。“这些消防车是开不进一些小区通道的。”孙建平说，在很多狭窄的弄堂，还需要用助动车载着消防云梯进去。一些高层建筑虽然设置了足够宽的消防区域，但私家车慢慢的变多，挤占了这些空间。

  “我们在结构设计时，要确保建筑的能抗住火焰的极限，在至少2.5至3个小时的大火中不会坍塌，预留出足够的逃生时间。”江乔说道，结构抗火，成了大火中最后一道防线。

  在他和杜超的观察里，在一些建于2000年以前、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高层大厦中，许多消防设施已经老化，消防栓打不出水，用于疏散逃生的楼道里堆满杂物。个别建筑甚至没有现代化的消防设施，只有家庭自用的水管。施工队只能临时拉水管，甚至租赁一辆消防车备用。

  “一般来说，消防设施的常规使用的寿命不会超过20年。”韩新感慨，老旧建筑在消防的设计时，根本预估不到未来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施工场景，而各类设备的老化进一步增加了危险源头。

  韩新提到，100米是建筑消防标准的“分水岭”，超过250米的高层建筑，消防设施方案更是“一楼一议”。现有许多高层住宅建设都控制在100米的红线以下，如果要提升到百米以上的消防标准，楼板的耐火等级就要提升，每一层的楼板的厚度随之增加，很少有开发商愿意付出这笔超过千万元的成本。

  刘煜发现，消防设施的提升常常没有包含在改造的合同里，由社区物业来维护管理。“高层建筑改造之前都会事先对施工风险进行识别，由建筑设计企业负责，如果风险很大，最好由牵头单位给居民安排其他临时住处。”杜超说，愿意花这笔钱的项目也并不多见。

  一位应急管理从业者看见，在一些老旧建筑里，燃气的橡皮管都在老化，许多居民却是独居的老人。他们的嗅觉相对微弱，难以闻到天然气泄漏时产生的臭味。

  2010年后，一些高层火灾事故在国内外陆续发生，其中英国伦敦的格伦费尔公寓大火至少造成了80人死亡。国内的有关部门找到行业内的专家，希望了解这些事故对国内高层建筑管理的警示。

  他曾主持过一些高层项目的建设。“那时在大家眼里，建筑越高越好，这是大城市的象征。”孙建平坦承，建设时存在许多先天不足、难以预料的问题。

  直到事故的教训让行业中的更多人意识到，“比起城市发展多快、多大，只有发展得越好，城市中的风险才会降低。”

  许多公共服务逐渐出现。上海有关部门开始通过每年政府的实事工程，让燃气公司给老人们更换管道，每年为50万户处理问题，此后又给这些老人加装了煤气泄漏的报警器，以每年10万户的速度推进。

  韩新曾参与城市发展规划中消防板块的编制工作。他发现，早年的消防规划中，所有工程与愿景的核心不能离开精确的成本核算，如今，规划的重点已转向明确工程的社会功能与安全底线，一些重大公共安全服务不再被简单视为“需要精打细算的成本项”。

  刘煜看到，大火之后，检查变得更细致了。木材没有及时清洗整理、现场堆放杂乱，他得反反复复督促工人整改。整改完拍张照片还不够，生怕是AI生成，得再回现场查看。

  “施工的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追责会落到每个人头上。”杜超感叹。

  他眼看着，随着行业的高峰过去，身边一些小的建筑公司收入慢慢的变少，不得不削减岗位。原先只负责安全管理的专职安全员，如今也兼顾物资、行政工作，很难完全专注于安全巡查的岗位，常常是一岗多责。

  今年9月，杜超看到住建部印发了新文件，明确专职安全生产的管理人员将实行企业委派制。也就是说，安全员将直接对企业负责汇报，不再接受项目经理的考核。文件也规定了专职安全员的数量。他盼望着，等明年规定落地，责任与权力的平衡不再是一件难事。

  他记得，数年前他遇到一位地级市领导。对方不解，我们平时其实工作做得好多，经常动不动就要检查，“为什么一到出事的时候，脑子还会一片空白？”

  孙建平坦言，许多时候别的地方的教训，很难照搬到自己的城市。更多时候行业应该反思，本地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解决？“没有摸排过本地的情况，心里是没有底的。”

  他提出，应建立高层建筑消防信息的实时数据档案，包括建筑原材料以及说明、易发生火情的电器使用情况、消防设施管理情况等，监管部门之间实现信息互享，并为其中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配备好防护面罩，培训他们如何使用。

  比如英国建立了“金线”信息管理系统，通过立法强制要求高层建筑的负责人，记录建筑从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的细节。若发生火灾，消防员能够最终靠移动电子设备即时认识建筑内部构造、潜在风险点和消防设施位置，制定更有效的救援、灭火策略。

  孙建平补充，针对改造工程的特殊风险，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方法：可在狭窄老旧小区中设置小型消防特勤站用于快速响应；如果成本有限，改造应该分片区进行，分批安置居民。

  在日本与新加坡，部分城市引入了高楼保险机制，由保险公司事先筛选施工方安全资质，并在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建筑相关单位的日常维护与消防演练责任，改变政府全面兜底的低效管理模式。

  12月4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要求系统提升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和自防自救能力。其中提到，要聚焦“长久立”，常态长效强化本质安全，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

  “教训是可贵的。”韩新感叹，“仅仅在事故发生后反复提及没有太多意义，还是要融入到常态里，变成一种日常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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